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要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做出决策，而决策往往带有一定的风险[1]。所谓风险就是决策具有多种可能的后果，包括不同程度的损失和盈利。一些研究指出，决策风险主要与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决策后果的种类、后果的严重程度和各种后果发生的概率[2]。一般而言，决策后果的种类越多，后果的严重程度越大，后果发生的概率越小，相应的风险水平就越大。另外后果发生的不确定性也会对决策者带来风险。对待风险的态度，不同的决策者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有的决策者为了收益，哪怕是丁点的收益，也会冒很大的损失的风险去追寻。而有的决策者为了防止损失，哪怕他面前有很大的一笔收益，而且获得这笔收益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他也不愿去冒丁点损失的风险。还有一些人既不一味地追寻风险，也不一味地回避风险，而是对具有一定水平的风险特别喜爱。另外，即便是同一个人对待同一项决策任务，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情境条件下，对待风险的态度也会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用风险偏爱(Risk Preference)来说明决策者对风险的态度。
　　对于风险偏爱的理论研究主要有效用理论和组合理论两种。
　　效用理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贝奴理，他认为人在风险条件下的选择行为的依据是为了获得效用的最大化。当时认为这一理论美中不足的是缺少一些直观的、可以描述的东西[1]。后来，赛维吉等人（1948年）引入了效用函数的概念，用效用曲线来直观地描述价值与效用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的效用函数很难说明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博弈行为和买保险行为同时存在和人们喜欢将资金投资在中等风险的项目上的现象。尽管数学家诺伊曼和经济学家摩根斯坦在效用的测量以及期望效用的规则调整等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丰富和规范了效用理论的许多内容，并且现实的生活中，特别是在金融和投资组合选择中，效用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这一理论还是不能描述现实生活中的个体的风险决策行为。效用理论认为，人的决策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效用的最大化，效用是决定决策行为的直接因素，那么以此理论推论，如果在效用恒定的情况下，决策者对备择方案的偏爱应该是没有差别的。
　　而有人则认为个人对风险的偏爱应该是先于效用而对决策行为产生影响[1]，他们认为如果在效用固定的先决条件下，不同的个体的决策选择行为，反映了他们个人的偏爱。库姆斯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风险偏爱的组合理论(Portfolio Theory)[3]。该理论认为在风险条件下决策者对备择方案的选择并不是一味地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而是在效用和风险水平两者可接受的情况下得到妥协。组合理论将人的风险偏爱模式大致分成以下四类五种模式：(1)单调模式(Monotony Pattern)：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单调递增型，即决策者对备择方案的偏爱程度随着备择方案的风险水平的增加而增加；一种是单调递减型，即决策者对备择方案的偏爱程度随着备择方案的风险水平的增加而降低。(2)单峰模式(Folded Pattern)：即决策者既不一味地追寻风险，也不一味地回避风险，而是对具有一定风险水平的备择方案表现为最为偏爱，而在这最佳风险水平点两侧，随着风险水平增大或减小，决策者对备择方案的偏爱程度也降低。(3)反转模式(Inverted Pattern)：所谓反转是相对于单峰而言的，即决策者对某一风险水平点的备择方案最为不偏爱，而在这一风险水平点两侧，随着风险水平的增加或降低，决策者对备择方案的偏爱程度也增加。(4)不可传递模型(Intransitivity Pattern)：决策者对系列变化的风险水平没有规则的偏爱倾向。该理论提出了四个假设[1]：(1)当期望效用保持恒定时，决定决策者对备择方案的偏爱顺序的是决策者的风险偏爱。(2)风险偏爱是呈单峰分布的。(3)风险偏爱顺序是由风险偏爱和期望效用两个因素决定的。(4)风险偏爱顺序可作线性变换，线性变换前后的偏爱顺序不变。该理论还认为只要是效用恒定，不管这个效用的值有多大，决策者的风险偏爱均是呈单峰曲线，也就是说风险偏爱对于决策者来说是一种稳定的特质。
　　许多跨文化研究指出了风险知觉和风险态度的文化相关性。Slovic等人的研究指出，个体对健康和安全方面有关的风险知觉存在着显著的文化差异(Slovic,et al,1991,Kleinhesselink and Rosa,1991)[4]。著名的“高氏猜想图”也形象地说明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冒险行为的分布是存在着文化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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