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可分为1919年以前的传入阶段和1919年到1949年间的发展阶段。前者主要是对国外社会学的翻译和介绍；后者则表现为社会学研究和教育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在传入阶段，中国社会学并不是单纯的移植，而是开始了本土化即中国化的尝试，这种社会学本土化的尝试，在严复、章太炎的社会学学术活动以及北京社会实进会进行的实证研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严复的社会学本土化尝试
   严复是中国社会学的主要先驱者，也是19世纪末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在其大量的译著中，最引人注目是他以夹叙夹议的形式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而成的《群学肄言》一书，对当时和后来的中国社会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群学肄言》中，严复将“社会学”译为“群学”，力图从中国固有的文化理念去理解社会学，将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体现出了较明显的本土化倾向。
首先，严复对“群学”即社会学的界说充分体现了中国“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
   在《群学肄言》的序言中，严复对群学做了明确的界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治之方也。”在这里，严复实际上是将社会学（群学）看成是一门研究社会治乱兴衰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学科）。在此后发表的“原强”一文的修订稿中，他又说：“故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这功。”由此可见严复对群学界说的强调具有经世致用的性质和价值。
在中国，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产生于古代并一直延续下来，成为我国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一项主要规范。这一学术传统强调研究者应具有积极入世的价值观和政治本位的人生观，重视考察、评估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和达到治、兴的方法。在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那里，经世致用受到了高度重视，并将其与修身联系在一起，如孔子学说中的仁学与礼学。仁学是“上学”以“达天命”；礼学是“下学”以“学人事”。因此，经世与修身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并成为儒家思想的中心观念。及至清代，方苞将孔子学说概括为“明诸心以尽在物之理而济世用”的实用之学。魏源、章学诚和冯应京等人也对经世致用的思想进行了积极的弘扬和阐释，注入了不少新的内容。可以认为，在清朝末年，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特点。严复对社会学（群学）的界说明显地反映出他深受这一既由来已久又在当时颇为流行的学术传统的影响。
其次，严复将社会学定名为群学，本身就显示出他力图为社会学在中国的生长寻找一定的思想基础，在严复看来这个基础主要是荀子之学，尤其是荀子关于群体的思想。
   关于群体，荀子在《王制》篇中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遇离，离则弱，弱不能胜物……。”这段话表明了荀子关于群体的基本观点：人没有群就不能生存，而只有群的结合还不够，还必须有“分”，即必须有一定的标准，将社会成员区分开来、组织起来。
  严复认为，斯宾塞的社会学说实际上是与荀子的群体思想相通的。在“原强”中他写道：“斯宾塞尔者，亦英产也，与达（尔文）氏同时。其书……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故曰‘群学’”。在《群学肄言》中，严复又引用了荀子的论述，并对“群”与“社会”在中国和西方的含义作了分析。他说：“荀卿曰：‘民生有群。’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
  最后，严复强调，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与中国的《大学》、《中庸》也有相通之处。由此反映出严复力图使社会学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相融合的意向。
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礼记》中的《大学》的中心思想在于论述“治国平天下”之道。即要治国须先“齐家”，要齐家须先“修身”，要修身须先“正心”，要正心须先“诚意”，要诚意须先“致知”，要致知须先“格物”。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方法，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为修身的功用。《中庸》的中心论题则是缓和社会冲突与矛盾的论述，并强调把一切社会关系视为伦理关系，从伦理关系着手，重视“仁”与“义”，行忠恕之道，讲求人人安分守己，从而缓和社会冲突和矛盾。
  在《群学肄言》的《译余赘语》中，严复明确指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通过分析，严复还发现，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与《大学》、《中庸》在思想观点上，有两方面具体的相通之处或相似关系：第一，斯宾塞认为，社会生活必须用科学方法加以客观研究，这与儒家著作所强调的“士”必须通过分析问题取得学识，进行修身，而后方能“治国平天下”是相近的。正因为如此，严复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应当保留，只不过对士的领导层的培养要加进新的内容，即加进社会学（群学）这一内容。第二，斯宾塞认为社会变迁是长期渐变的过程，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故对突变持怀疑态度。这一观点在严复看来，与《中庸》中的观点是相近的。严复认为，渐进是解决当时中国改革派和传统派（即“新旧两家学者”）之间的激烈冲突的最理想的妥协办法，各派人物学了社会学，便会认识到他们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只是无谓之争。严复还特别告诫改革者，对复杂的社会有机结构不要横加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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